孟子的论辩艺术（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的论辩艺术）

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孟子的论辩艺术，以及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的论辩艺术对应的知识点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，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。

本文目录一览：

• 1、孟子的论辩艺术？
• 2、结合《齐桓晋文之事》，分析孟子的论辩艺术
• 3、《孟子》的论辩艺术技巧
• 4、孟子的论辩有什么特点？
• 5、浅谈《孟子》的论辩艺术技巧(3)
• 6、《孟子 梁惠王下》中孟子用了怎样的论辩技巧

孟子的论辩艺术？

（一）孟子的论辩逻辑

孟子论樱孝棚辩之所以所向披靡，无往不胜，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。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，但是“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，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”，在论辩过程中，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，从而“无论和谁辩论，孟子都从没有输过”[2]。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有：（1）逐层推论法，又称“台阶术” 。在具体的论辩中，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，有正有反脊则，有擒有纵，开合自如，引人入胜。如《梁惠王下》：孟子谓齐宣王曰：“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楚游者，比其反也，则冻馁其妻子，则如之何？”王曰：“弃之”

曰：“士师不能治士，则如之何？”

王曰：“已之”

曰：“四境之内不治，则如之何？”

王顾左右而言他。

孟子从交友之道说起，获得齐宣王认同，登上第一级台阶；次及部门长官的政务，引齐宣王跻上第二级台阶；最后提出议论中心，使齐宣王不得不在内心赞同，虽然他口头上不愿表态，从而达到规谏国王的政治目的；

（2）破斥两端法，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，孟子从容应对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予以有力的破解；

（3）提出新论点法，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，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，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；

（4）例证法，即把例证作为慎芦一个前提，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。

儒家主张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要求人们的言谈举止都要合乎礼节。但孟子认为不能只拘泥于礼节，而应视实际情况灵活变通。例如拿饮食、婚姻的重要方面与礼节的轻微细节作比较，那么饮食、婚姻重于礼节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虽是一条儒训，但孟子认为“嫂溺不援，是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权也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。

有一个任国人对孟子的学生屋庐子说：“如果按照礼节去找吃的，便会饿死；不按照礼节去找吃的，便能得到吃的，那一定要按照礼节去行事吗？如果按照迎亲礼，便得不到妻子；如果不行迎亲礼，便会得着妻子，那一定要行迎亲礼吗？”屋庐子茫然不知所对，转而求助于孟子。孟子曰：“不揣其本，而齐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。舍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金与与舆羽之谓哉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？轸兄之手臂而夺之食，则得食；不轸，则不得食，则将只能之乎？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，则得妻；不搂则不得妻，则将搂之乎？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

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任国人的诘难，而是举出两个例子让任国人判断，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，即应当根据礼节来待人处事，决不能违反礼节，任意胡作非为，干出伤天害理之事。

（二）孟子的论辩语言

语言是论辩的物质手段，论辩是语言的直接交锋。孟子很重视论辩的语言，他的语言是论理式逻辑语言，又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。这既有利于加强论辩的说服力，又有利于增强论辩的感染力。

善譬巧喻是《孟子》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，谭家健认为，孟子的比喻“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，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”，“堪称比喻圣手”，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，运用灵活，精辟允当，一语中的，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；用寓言故事作譬喻《孟子》为开风气者，这类“叙述则时特精妙”的长喻“曲折多姿，生动有趣”，“有很高的艺术价值”[3]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，正喻生动有趣，反喻夸张幽默。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，还是故事性的长喻，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，而孟文为人所称道，是因为有其独特的“个性”，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，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。

孟子主张性善说，把“义”看作是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之一。“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生命是人所共见的，人们都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它的存在和价值，能唱能跳，善行会跑。但是，“义”是个抽象的概念，无声无嗅，无形无状，普通人难于把握。为了使“义”的价值能够直观现实在人们眼前，孟子采用了譬喻说理技巧，用鱼比喻“生”，用熊掌比喻“义”，具体形象地区别出“生”和“义”价值高下不同。因此，“舍生取义”的结论就易于为人们接受和实践。

（三）孟子的论辩方法

方法是通达胜辩的桥梁。孟子的论辩方法是他的论辩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能针对不同的对象、不同的问题、不同的态度、不同的情况，采取因势利导、比较异同、利实相参、执中有权等方法，特别是“执中有权”论，可以说是孟子分析情况、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。

孟子认为“执中无权，亦犹执也”。孟子认为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是极端自私的，而“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”用博爱代替自私，不利于宗法制度。所以孟子反对执着，“子莫执中，执中为近之，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赋道也，举一而废百也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他运用“执中有权”法，摆脱了辩论中的两难的困境。

其次，孟子经常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，借以激发对方的善端，减少论辩的对抗，宣传、实现自己的主张。孟子一向主张“仁政”，他在劝告君王要实行仁政时曰：“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”，然后又说“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，使君主听了心悦诚服。孟子还认为“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”，“或劳力，或劳心；劳力者治人，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；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，天下之通义也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。

此外，孟子主张王道，就要和霸道比较；主张正义之战，就要和不义之战比较；主张仕以其道，就要和仕非其道比较。比较才能分清是非、好坏、轻重、大小，这是论辩最直接的任务。

（四）孟子的论辩风格

风格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。如果孟子的论辩艺术没有独特的风格，就不成其为孟子的论辩艺术了。旗帜鲜明、感　情强烈、文采斐然、说理痛切，这都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。

孟子在论辩中主张什么，反对什么，立场、观点鲜明，而且感情色彩强烈。他反对不义之战，歌颂正义之战；反对暴政，赞扬仁政；反对杨墨，推崇孔子；反对穷奢极欲的权贵，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。

孟子在论辩中长于说理，显示出他雄辩的才华。他往往能针对对方的言论，不急不迫、一步紧似一步地论说开来，最后用精辟的语言概括出自己的思想，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谬误，确有说理痛切、发人深省、令人信服的效果。

孟子常用排比、对偶等手法进行劝说。他在劝君主端正对大臣的态度时，曰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。孟子还曰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“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。

上述观点皆本人的浅显之谈，对于亚圣孟子的散文，还待深入研究。

注释：

[1]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，意为：“一个人论辩的价值，比国宝九鼎还贵重；三寸之舌的力量，比百万雄师还强大。”刘勰对论辩的评价，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结合《齐桓晋文之事》，分析孟子的论辩艺术

孟子雄辩的才能，犀利的笔锋，在《齐桓晋文之事》这一章中，也可略见一斑。

本文的艺术特点，在于孟子善于掌握说话对象的心理活动，从而逐步启发对方的认识，这就形成了本文组织结构上的层层深入与跌宕生姿。

本文一开头，齐宣王向孟子问霸道齐桓晋文之事，可见他对王天下之道是不大愿意听的。面对着这样一个不愿听王道的人而和他讲王道，而且能够使他愿意听下去，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如果不抓住对方的心理，从而启发他的认识活隐茄动，而空谈一番王天下的大道理，那肯定是要失败的。孟子不但使齐宣王愿意听下去，而且最后接受了保民行仁政的主张(不过在事实上，宣王后来并没有实行孟子的主张)，就可看出孟子是怎样的善于辩论了。

孟子是怎样层层启发说服齐宣王的呢?

当齐宣王发出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”的疑问后，孟子就直截了当地提出“保民而王”的话，这是全篇的中心论点。但宣王认为王天下很难，霸天下则比较容易，所以接着又问孟子道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?”这正说明了他怕难的心理。下面孟子就从宣王“以羊易牛”这件事，说明他具有不忍之心，而不忍之心，就是保民而王的基础。宣王虽有“以羊易牛”的事，但对于这个不忍之心，认识还是模糊的，因此有启发他的必要，否则后面要说的“推恩”“制产”等等都要落空了。所以宣王的“以羊易牛”，究竟是不忍，还是吝啬，这是必须搞清楚灶尘察的。孟子以“百姓皆以王为爱”“牛羊何择”“见牛未见羊”的话，替宣王发现解决认识上的矛盾。他不用注入式，而是经过宣王心理的疑难、矛盾，用启发式给以解决的。难怪宣王要说出“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”的衷心悦服的兄旅话了。宣王认识上的曲折性，反映在本文上，形成了层次的曲折性。

等到齐宣王发出“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”的问题后，孟子似乎就可以大讲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……”推恩、行仁政的一番话了。但这里又有一个曲折，孟子提出了“百钧”“舆薪”“挟太山以超北海”“为长者折枝”等比喻，这是为什么呢?这是因为宣王心理上还以为行王道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；这种畏难情绪不解决，空谈“推恩”“制产”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。于是孟子接连用四个比喻，来消除宣王的畏难心理。依照儒家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的原则顺序，仁民较易，而爱物是较难的。宣王既做到了比较难的爱物，那么，推恩、行仁政的事不是比较容易，不是“不能”而是“不为”吗?这是由于宣王认识上的曲折，而反映在本文层次上的第二个波折。

难易问题解决后，孟子就发出了“老吾老”至“王请度之”的一段议论，说明能不能王天下，关键在于能不能推恩。但是宣王听了孟子这段议论后，还是不能接受，还没有说出“请尝试之”的话。孟子察言观色，知道宣王心里还有障碍，那就是通过战争来称霸天下的“大欲”。这个“大欲”不去掉，王天下的大道理是听不进去的。经孟子“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”一激，宣王不得不承认自己所怀着的“大欲”，但还是不肯具体说出它的内容。孟子于是就故意提出“肥甘”“轻暖”“采色”“声音”“便嬖”五项，旁敲侧击地衬托出宣王“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而抚四夷”的称霸天下的“大欲”。接着又用“缘木求鱼”的比喻，小不敌大、寡不敌众的道理，使宣王死心塌地地暗中承认这种“大欲”是完全没有可能实现的。能破才能立，于是“发政施仁”“制民之产”，便能得到宣王的接受了。孟子使宣王去“大欲”的一番话，是本文层次上的第三个波折。这些波折，使文章跌宕生姿；但这决不是故作曲笔，为波折而波折，而是启发宣王在认识过程上的曲折性的反映。

“盖亦反其本矣”至“孰能御之”一段话，已使宣王接受了孟子“发政施仁”的主张，所以说“请尝试之”。自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至结束，是施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制民之产。

《孟子》的论辩艺术技巧

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、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。善于论辩是《孟子》最突出的艺术特点，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、转换术，求同求、擒纵术，圈套术、包抄术，比附术、诡辩术，追问术、反诘术，铺陈术、排比术等，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。下面我整理了《孟子》的论辩艺术悉液租技巧，一起了解吧。

孟子的 辩论 技巧一、 回避术、转换术

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，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。

如著名的“齐桓晋文之事章” (《梁惠王上》)，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。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，曰：“齐桓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?”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、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。我们知道，孟子是主张“王道”、反对“霸道”的，并且认为“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”(《告子下》)，对齐宣王的这一问题，孟子显然是不愿谈的，他岂能将“罪人”的罪过当功劳宣扬并让齐宣王效尤!那么，孟子此刻该怎么办呢?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

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?”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对方的问题，又迅速转换了话题，这就是所谓回避术和转换术。在这里，孟子是以假装不知进行回避的，所说并非实话。据《论语》所载，孔子与其弟子曾多次谈到齐桓、晋文，一则曰“晋文公谲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谲”;二则曰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”以答子路;三则曰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匡天下，民到于今而受其赐，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”以答子贡(均见《宪问》);且孔子作《春秋》以授弟子，怎么能说仲尼之徒无道其事是以无传呢?在《孟子》中，他自己也多次与人谈及桓、文，如“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显”(《公孙丑上》);“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” (《公孙丑下》);“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木寿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，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(《离娄下》)作为学者，孟子对桓、文之事岂能不知，怎么能说臣未闻之呢?这显然是假话。但是面对齐宣王出的难题，试想，倘若不说这假话，要么违心告之，要么正言拒之，均非良策，相比睁兆之下，孟子佯装不知，避而不谈，委婉拒绝，仍不失为明智之举，聪明人也会听出其不愿谈此话题的弦外之音的。如果说这一回避术还不值得特别称道的话，那么他一下子将话题由“霸道”转到“王道”，来了180度的急转弯，而且转得那么突然，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则无疑令人颔首称道了。这一手很厉害，因这一转，使他摆脱了不利处境，变被动为主动，迅速掌握了主动权。

又如《梁惠王下》中这样一章：滕文公问曰：“滕，小国也，间于齐、楚。事齐乎?事楚乎?”孟子对曰：“是谋非吾所能及

也。无已，则有一焉：凿斯池也，筑斯城也，与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则是可为也。”

滕文公“事齐”、“事楚”之问，不好回答，故孟子以“是谋非吾所能及也”予以回避，又转而谈了自己的一项建议，即凿池筑城，与民共守云云。朱熹埋并注曰：“国君死社稷，故致死以守国。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，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。”可见孟子是要对方在加强守备[2](P323)的同时，大力推行仁政，“守义而爱民”。这也是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其政治主张的轨道。

再如《梁惠王上》“孟子见梁惠王章”中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”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“晋天下莫强焉章”中梁惠王欲向齐、楚报仇雪耻，问“如之何则可”?孟子却说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”诸如此类，都是成功运用回避、转换之术的范例。

孟子不只在论辩的开端运用回避转换之术，在论辩过程中也常常用到。如“齐桓晋文之事章”中王问“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”?问所谓后必有灾“可得闻与”?孟子都未直接回答，而是避开话头，由他另起话题，反问对方，再转弯摸角地引入原题。这样的例子，不胜枚举。由此可见，善于回避和转移话题，是孟子在论辩中惯用的战术，也是聪敏善辩之人为控制局面、驾驭对方、避其锋芒 、出其不意、反客为主、转守为攻而擅长运用的一个重要招数。

孟子的辩论技巧二、 求同术、擒纵术

如前所说，论辩跟打仗一样，用兵之道讲究有张有驰，有擒有纵，欲擒故纵，论辩亦然。孟子深谙此理，在论辩中很善于运用求同术和擒纵术。所谓“求同”，就是寻求与对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点，适当地给予肯定，以靠拢对方，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，为下面的辩异、反驳作准备。求同只是手段，驳异才是目的。所谓“擒纵”就是有纵有擒，先纵后擒，欲擒故纵，从而将对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二者都有以退为进、以屈为伸、以伏为起的特点，有着较密切的联系。

在“齐桓晋文之事章”中，孟子将话题引入“王道”后，随之向齐宣王指出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”，并肯定他可以“保民而王”，齐宣王不知何由，于是孟子便讲述了从胡齿乞那里听到的宣王“以羊易牛”的 故事 ，说明“是心足以王矣”。从“臣闻之胡齿乞曰”可以看出，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调查了解的，这很有必要。对对方的情况有所了解，心中有数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讲完故事后“不识有诸”一问，是明知故问，既是为了让对方证实，更是为了抓住对方，牵着其鼻子走。这就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某些能言善辩者说话总是能拿住人一样。接着孟子便就“牛羊”之事进行辨析，施展其求同、擒纵之术：“是心足以王也”——一纵;“百姓皆以王为爱(吝惜、小气) 也”——一擒;“臣故知王之不忍也”——又一纵;在齐宣王作了“然，诚有百姓者，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”的认同和辩解后，孟子又一擒——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，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?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?”这下把齐宣王搞得晕头转向，无法回答，不无尴尬地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?”并无可奈何地承认“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”。在此情况下，孟子又来了一纵——主动解围，替其辩解说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„„”这一精彩辩说，抓住了问题的要害，显示了孟子的聪明，更说到了齐宣王的心上，难怪宣王非常高兴和激动地说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!”以上论辩，孟子一拉一送，有纵有擒，但总体上还是为了求同靠拢，以纵为主。经过一这回合的谈辩，孟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赢得了对方的信任，使之不得不心悦诚服，甚至感激含戚，从而达到了预期目的。然而当读到下文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“时，我们又恍然大悟：上述求同靠拢，完全是欲擒故纵!原来孟子胸有成竹，精心策划、成功实施且亲自导演了这一幕求同、擒纵之戏。其战术之高超，令人不禁为之叫绝!

这样的战术的在《孟子》其他篇章中也多有运用。如《滕文公下》“陈仲子章”，针对匡章所谓“陈仲子，岂不诚廉士哉”之说，孟子先退后进，对曰：“于齐国之士，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。虽然，仲子恶能廉，充仲子之操，则蚓而后可也。„„”这也是采用了求同立异、先纵后擒之辩术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孟子的“求同术”，完全是为驳斥异说、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服务的，与后世某些人为谋取私利讨好巴结权贵不可同日而语。其“擒纵术”也是正大而不诡谲，高明而不卑琐。这都值得我们悉心领会，认真学习。

孟子的论辩有什么特点？

《孟子》一书中有许多可以作为座右铭的“名言”，如：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；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；等等。但写本文，专门探讨孟子的论辩，也就是论辩方法或技术扰轿贺。

孟子去见梁惠王，梁惠王说：老头，大老远的来见我，有什么高招使我的国家摆脱困境吗？

【原文：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】注意：梁惠王问的是，有利于国家的策略。

孟子回答说：大王，何必谈利益呢，国王说什么可以有利于国家，大臣说怎么做可以有利于自己的家，公务员说如何做才能对自己有好处。上上下下都为了利益而奋斗，那么公务员就要琢磨大臣，大臣就要琢磨篡党夺权了。

注意：孟子是把原文中的“利”变成了私利。这是孟子论辩中的一招：偷换概念。

扩展资料：

孟子指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，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。因此，天命在帆吵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，若君主无道，人民便可推翻他； 但若君主有旨，人民便应谨守岗位。

孟子主张行仁政，必须效法先王(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)的王道统治政治，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于天下。

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，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，施以自发的教育，方能成功。孟子学说缓派对后世的影响启发宋明理学。 孟子提出“内圣之学”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，只要每人扩充善性，压抑物欲之性，自身反省。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，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。程颢、程颐、陆九渊、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，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。

浅谈《孟子》的论辩艺术技巧(3)

浅谈有关《孟子》的论辩艺术技巧

孟子也善用包抄之术。如“齐桓晋文之事章”中有这样一个回合：孟子问曰：“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?”王曰：“否。吾何快于是?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孟子又问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与 ?”王却笑而不言。对一般人来说，人家不说，只好算了。但孟子有办法，你不说，我也要把你的话掏出来!他故意绕弯子进行多方测度：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?轻暖不足于体与?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?声音不足听于耳与?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?王之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潍是哉?”这一系列问话，和前边的许多问话一样，皆藏答于问，明知故问，答案是给对方规定好的。不同的是，此番目的不在拿人，而在从侧面迂回、包抄、排除，以话套话，等到齐宣王按其规定的答案作出否定回答后，孟子一下子直捣黄龙：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，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而抚四夷也。”将其欲称霸天下之野心昭然揭出，使其无所逃遁或狡辩。这就是“包罩销抄术”的妙用。苏洵在此处批曰：“至此上下之[3](P12—14)间，呼吸变化，奔腾控御，若捕龙蛇，真文之至也。大概已隐约看到了这一特点。这种辩术，直到今天，在教育子弟、审讯庭辩等场合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，而孟子，盖即其开山祖师也。

《滕文公下 》中孟子与其弟子彭更的一段论辩，值得注意：

(彭更)曰：“梓、匠、轮、舆，其志将以求食也;君子之为道也，其志亦将以求食与?”(孟子)

曰：“子何以其志为哉?其有功于子，可食(sì，下同)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?食功乎?”曰：“食志。”曰：“有人于此，毁瓦画墁，其志将以求食也，则子食之乎?”曰：“否”。曰：“然则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”

孟子的这段论辩，既是圈套术，又是包抄术，其包抄又不是从侧面迂回，而是从反面套话，即逻辑上所谓反证法。孟子将其巧妙融合在一起，是很有创造性的。

兵不厌诈，辩不厌谋。在论辩中设圈套，绕弯子，都与智谋有关，因之颇能体现孟子之善辩和论辩艺术之绝妙高超。

四、 比附术、诡辩术

东汉赵岐在《孟子题辞》说：“孟子长于譬喻，辞不迫切，而意以独至。”善用比喻确是孟子说理和论辩的一大特色，据统计，《孟子》中的取譬设喻达159处，古人总结的10种比[4]喻方法即直喻、隐喻、类喻、诘喻、对喻、博喻、详喻、简喻、引喻、虚喻，在《孟子》

中都可以找到例证。其脍炙人口者，如“五十步笑百步” (《梁竖乱惠王上》) 、物纤游“揠苗助长” (《公孙丑上》)、“恶醉而强酒”(《离娄上》)、“弈秋诲弈” (《告子上 》)、“杯水车薪” (同上)等等。就论辩艺术而言，这种比喻可称之为“比附术”。它能使抽象事理形象化，使论辩富有机趣，且以修辞与逻辑、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力量，将论辩引向深入，因而兼有明理与引导的双重功能。

如“齐桓晋文之事章”中，孟子几经纵擒后指出：“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王问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”?孟子就用浅显而夸张的对喻作答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’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技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’。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;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”接着又引《诗》“刑于寡妻，

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”，用引喻阐明推恩保民的重要性，启发对方反思权衡。在揭出齐宣王欲称霸天下的“大欲”后，孟子又顺乎拈来一个精隽的类喻： “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这一系列比喻，在论辩中都可称为比附术。运用比附术，既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事理，又发人深思，将论辩一步步引向既定的方向。

再看《公孙丑下》中的一段论辩：

孟子之平陆，谓其大夫曰：“子之持戟之士，一日而三失伍，则去之否乎?”曰：“不待三。”“然

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，凶年饥岁，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。”曰：“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。”曰：“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，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。求牧与刍而不得，则反诸其人乎?抑亦立而视其死与?”曰：“此则距心之罪也。”他日，见于王，曰：“王之为都者，臣知五人焉。知其罪者，惟孔距心。”为王诵之。王曰：“此则寡人之罪也。”

孟子先用圈套术对付平陆邑宰孔距心，但未能使其知罪。又用比附术，以受人牛羊而为之牧之者作譬，不仅使孔氏知罪，而且以此讽谕齐王，又使齐王知罪，正所谓“一言而齐之君臣[2](P352)举知其罪”。可见其精当的比附术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。

再如《告子下》“任人有问屋庐子”一章。任地有人问屋庐子：“礼与食孰重?”答曰：“礼重。”又问：“色与礼孰重?”答曰：“礼重”。进而又问： “以礼食，则饥而死;不以礼食，则得食，必以礼乎?亲迎，则不得妻;不亲迎，则得妻，必亲迎乎?”屋庐子不能回答。第二天去请教他的老师孟子，孟子说：这有什么难回答的，“不揣其本而齐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。金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?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(何啻)食重?取色这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?”屋庐子受此启发，茅塞顿开，前往应之曰：“珍(扭)兄之臂而夺之食，则得食;不珍则不得食，则将珍之乎?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，则得妻;不搂则不得妻，则将搂之乎?”这譬喻太妙了!真是名师出高徒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!孟子师徒之善用比附，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

比附虽妙，但在逻辑推理中，又可以说任何比喻都有其蹩脚的一面。再往前发展一步，即成为诡辩。所谓诡辩，就是用偷换概念做出的似是而非的推论，在对方不易发觉的情况下，能将其折服。孟子也十分擅长此术。

如在“齐桓晋文之事章”中，孟子拈来“缘木求鱼”这一生动比喻，把齐宣王称霸之欲说得十分荒唐可笑，而且后果还相当可怕。齐王不明其故，孟子又以 “邹人与楚人战”作譬，推出“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”，其理由是“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，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?”这里用的就是诡辩术。试想，孟子以“一服八”来代换和比附“邹敌楚”，但“楚”是个整体，而“八”却并非整体，完全可以各个击破，两个概念并不类同，而孟子则巧妙地偷梁换柱，移花接木，利用人们的思维错觉达到了说服对方的目的。

《孟子 梁惠王下》中孟子用了怎样的论辩技巧

（一）孟子的论辩逻辑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，无往不胜，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。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，但是“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，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”，在论辩过程中，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，从而“无论和谁辩论，孟子都从没有输过”[2]。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有：（1）逐层推论法，又称“台阶术” 。在具体的论辩中，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，有正有反，有擒有纵，开合自如，引人入胜。如《梁惠王下》：孟子谓齐宣王曰：“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楚游者，比其反也，则冻馁其妻子，则如之何？” 王曰：“弃之”曰：“士师不能治士，则如之何？” 王曰：“已之” 曰：“四境之内不治，则如之何？” 王顾左右而言他。孟子从交友之道说起，获得齐宣王认同，登上第一级台阶；次及部门长官的政务，引齐宣王跻上第二级台阶；最后提出议论中心，使齐宣王不得不在内心赞同，虽然他口头上不愿表态，从而达到规谏国王的政治目的；（2）破斥两端法，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，孟子从容应对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予以有力的破解；（3）提出新论点法，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，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，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；（4）例证法，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，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。儒家主张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要求人们的言谈举止都要合乎礼节。但孟子认为不能只拘泥于礼节，而应视实际情况灵活变通。例如拿饮食、婚姻的重要方面与礼节的轻微细节作比较，那么饮食、婚姻重于礼节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虽是一条儒训，但孟子认为“嫂溺不援，是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权也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。有一个任国人对孟子的学生屋庐子说：“如果按照礼节去找吃的，便会饿死；不按照礼节去找吃的，便能得到吃的，那一定要按照礼节去行事吗？如果按照迎亲礼，便得不到妻子；如果不行迎亲礼，便会得着妻子，那一定要行迎亲礼吗？”屋庐子茫然不知所对，转而求助于孟子。孟子曰：“不揣其本，而齐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。舍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金与与舆羽之谓哉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？轸兄之手臂而夺之食，则得食；不轸，则不得食，则将只能之乎？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，则得妻；不搂则不得妻，则将搂之乎？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任国人的诘难，而是举出两个例子让任国人判断，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，即应当根据礼节来待人处事，决不能违反礼节，任意胡作非为，干出伤天害理之事。（二）孟子的论辩语言语言是论辩的物质手段，论辩是语言的直接交锋。孟子很重视论辩的语言，他的语言是论理式逻辑语言，又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。这既有利于加强论辩的说服力，又有利于增强论辩的感染力。善譬巧喻是《孟子》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，谭家健认为，孟子的比喻“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，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”，“堪称比喻圣手”，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，运用灵活，精辟允当，一语中的，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；用寓言故事作譬喻《孟子》为开风气者，这类“叙述则桥枣时特精妙”的长喻“曲折多姿，生动有趣”，“有很高的艺术价值”[3]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，正喻生动有趣，反喻夸张幽默。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，还是故事性的长喻，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，而孟文为人所称道，是因为有其独特的“个性”，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，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。孟子主张性善说，把“义”谈纤看作是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之一。“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生命是人所共见的，人们都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它的存在和价值，能唱能跳，善行会跑。但是，“义”是个抽象的概念含消仿，无声无嗅，无形无状，普通人难于把握。为了使“义”的价值能够直观现实在人们眼前，孟子采用了譬喻说理技巧，用鱼比喻“生”，用熊掌比喻“义”，具体形象地区别出“生”和“义”价值高下不同。因此，“舍生取义”的结论就易于为人们接受和实践。（三）孟子的论辩方法方法是通达胜辩的桥梁。孟子的论辩方法是他的论辩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能针对不同的对象、不同的问题、不同的态度、不同的情况，采取因势利导、比较异同、利实相参、执中有权等方法，特别是“执中有权”论，可以说是孟子分析情况、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。孟子认为“执中无权，亦犹执也”。孟子认为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是极端自私的，而“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”用博爱代替自私，不利于宗法制度。所以孟子反对执着，“子莫执中，执中为近之，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赋道也，举一而废百也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他运用“执中有权”法，摆脱了辩论中的两难的困境。其次，孟子经常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，借以激发对方的善端，减少论辩的对抗，宣传、实现自己的主张。孟子一向主张“仁政”，他在劝告君王要实行仁政时曰：“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”，然后又说“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，使君主听了心悦诚服。孟子还认为“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”，“或劳力，或劳心；劳力者治人，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；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，天下之通义也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。此外，孟子主张王道，就要和霸道比较；主张正义之战，就要和不义之战比较；主张仕以其道，就要和仕非其道比较。比较才能分清是非、好坏、轻重、大小，这是论辩最直接的任务。（四）孟子的论辩风格 风格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。如果孟子的论辩艺术没有独特的风格，就不成其为孟子的论辩艺术了。旗帜鲜明、感情强烈、文采斐然、说理痛切，这都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。孟子在论辩中主张什么，反对什么，立场、观点鲜明，而且感情色彩强烈。他反对不义之战，歌颂正义之战；反对暴政，赞扬仁政；反对杨墨，推崇孔子；反对穷奢极欲的权贵，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。孟子在论辩中长于说理，显示出他雄辩的才华。他往往能针对对方的言论，不急不迫、一步紧似一步地论说开来，最后用精辟的语言概括出自己的思想，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谬误，确有说理痛切、发人深省、令人信服的效果。孟子常用排比、对偶等手法进行劝说。他在劝君主端正对大臣的态度时，曰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。孟子还曰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“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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